情题障碍，一般可以理解为“内化问题”。从情绪反应到焦虑、抑郁障碍的诊断。ADHD虽然既往被认为是一类行为问题，但是研究者们也发现，这些孩子更容易发生情绪障碍。其中可能的机制包括了生物性的因素，例如ADHD的孩子更多地存在大脑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功能紊乱，包括5-HT、NE和DA。其中，尤其5-HT功能的功能障碍被认为与抑郁、焦虑的发生直接相关。此外，也需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对两者共病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ADHD儿童的负性行为圈”。
在不少研究中ADHD儿童共病情绪问题直接采用量表填写的方式，因此并没有明确的共病数据区分抑郁、焦虑的共病率。有研究者报告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情绪问题共病率。但是，即使采用了明确了抑郁和焦虑的调查，结果差异也很大。例如，高维佳的研究中发现，ADHD患者中37.1%共病焦虑，而31.4%共病抑郁。
一、ADHD共病焦虑障碍
焦虑障碍在DSM-5系统当中，是一类诊断的统称，以过分焦虑、担心、害怕为主要表现，伴相应的认知、行为改变和躯体症状。包括了：分离性焦虑、选择性缄默、特定恐怖症、社交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广场恐怖、广泛性焦虑等。
（一）流行病学特征
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焦虑障碍患病率为8-20%，总体而言，女性焦虑症状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焦虑障碍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分布受到不同焦虑障碍类型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认为年幼儿童焦虑障碍的发生率高于年长儿童，这可能受到了分离性焦虑好发于年幼儿童的影响。不少研究中年长儿童的焦虑障碍发病率更高，这与青少年阶段的情绪能力发展有关。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阶段发生情绪问题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在不同流行病学调查中，了解其特指的焦虑障碍类型是非常重要的。
在张劲松等进行的一项ADHD研究中，采用了K-SADS临床访谈的方式，结果发现27.4%的ADHD患儿共患焦虑障碍，17.8%共患抑郁障碍，其中14.8%共患抑郁和焦虑障碍。对焦虑障碍进一步细分，广泛性焦虑占35.1%、分离性焦虑占21.1%，强迫障碍占8.8%，特定恐怖症占17.5%，另有不典型焦虑障碍占17.5%。此外，女性ADHD患儿共患内化性问题（焦虑、抑郁、退缩）的概率更高，智能损害也更明显。
（二）病因及发病机制
焦虑障碍具有遗传倾向，在焦虑障碍、厌学儿童的家庭中，父母亲患焦虑、抑郁障碍的概率更高；而父母亲存在焦虑障碍，子女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比健康父母高7倍。在一项多年的随访研究中，幼年气质特征具有行为抑制特点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可能出现焦虑，包括社交焦虑、分离焦虑和广场恐怖；年幼时表现为害羞、被动、不愿接触新鲜事物的女孩，长大后出现焦虑情绪的更多见。这些都提示焦虑障碍具有明显的生物性特征。
社会-心理因素也对焦虑障碍的发生存在影响。与母亲的不安全依恋与焦虑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婴儿阶段不安全型依恋特征，会导致进入青少年阶段以后发生更多的焦虑障碍。此外，社会学习因素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父母亲的焦虑素质，拒绝的抚养态度与儿童焦虑障碍也非常相关；而过度保护的教育方式，传达给孩子威胁和危险的信号，导致孩子对危险的过高估计，成为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
在ADHD的研究中发现：ADHD患者的一级亲属焦虑、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更高，因此推测两者存在共同的易感性。除了生物学水平上的相关性假说之外，也有研究发现，两种疾病可能是各自独立，但是相互影响的。例如，有研究认为，父母的焦虑情绪可能与孩子的ADHD的患病有关，是对疾病的情绪反应，并且，对母亲的精神状态影响更大。还需要考虑例如，ADHD的特征促发了父母亲过于严格的管教方式，进一步增加孩子内、外化问题的风险。也有研究者推测：两者的共病源于ADHD患者特定的发育问题，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疾病。进一步解释为：ADHD的患儿除了ADHD的核心表现，有些孩子会同时表现为言语、运动等发育水平的不佳，与同龄人相比，表现笨拙，这些均会导致患儿学习成绩下降、人际关系不良，最终导致患儿自信心降低，自我评价低下，表现出焦虑和退缩。此外，父母亲应对ADHD而产生的不当教养，也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