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作为俄国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批评家，影响着当时每一位渴望自由呼吸、自由思考的青年。他认为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他与屠格涅夫互为至交，他是果戈理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被称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诗人朵渔通过别林斯基的人生与交往，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心灵。
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朵渔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年4月23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蒙眬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星期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立即将其枪决”。总检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检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的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年12月22日上午7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
“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为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年3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月15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年5月28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穆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理”。“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和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理，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
然而，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
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地耗尽了自己。
与屠格涅夫
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又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
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
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唯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有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理的那封公开信。
与果戈理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
在信的结尾处果戈理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理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在二十二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十五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
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理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年《死魂灵》出版。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理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理就是他最为北京治愈白癜风的医院哪里最好白癜风哪个医院看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