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利兰?波格教授是桑塔格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编有《苏珊?桑塔格谈话录》（）、合著有《苏珊?桑塔格资料辑录：-》（）等著作。顾明生博士于-学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访学期间采访了波格教授，访谈内容涉及桑塔格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论题。在访谈中，波格教授分析了桑塔格所受的哲学训练与其箴言式、笔记式行文风格的反差及其成因；探究了她与犹太文化、弗洛伊德遗产之间的矛盾、复杂关系，检视了她在《激进意志样式》中描绘的艺术家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图谱，并指出她关于现代性意识及其与语言关系的观点并不涉及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他还谈及了她的电影和短篇小说中的超现实主义具有冷幽默特征；探究了《我，及其他》中短篇小说的内在关联性，分析了“意志”统摄小说集主题的作用；最后他还就读者如何客观看待桑塔格对其作品的解释与评价以及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她的虚构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简介
顾明生，文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当代美国文学以及苏珊?桑塔格研究；
利兰?波格，文学博士，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经典叙事电影、电影批评实践与理论、现代美国文学及苏珊?桑塔格研究。
顾明生（以下简称顾）：尊敬的伯格教授，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邀约。在桑塔格的散文《三十年后……》（）中，她承认年代对她而言是特别的年代。然而有些奇怪的是，桑塔格在发表于年代的作品中（除了《河内之行》[]）并未非常清晰地谈及六十年代的修辞情境。您能否就如何思考年代的总体修辞情境给中国学者提些建议？读者探讨她的作品时需要考虑20世纪六十年代的哪些因素？
利兰?伯格（以下简称伯格）：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桑塔格得益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巨大投资。虽然，二战期间她还是个孩子，但是她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的部分同学很可能是退伍军人和水手，他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读书（所谓的《退伍军人安置法案》）。更重要的是，桑塔格在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出版作品时，她的大部分读者是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大学生或毕业生，其中许多出生于年代。（比如我）
这是幸运的一代人。战后的经济腾飞为美国带来普遍的繁荣，这代人的父母得益于此，允许其为孩子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然而，许多孩子也被父母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我们称之为“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见证了年轻人以其父母难以理解和宽恕的方式肆意妄为地行使他们的自由。（即“性、毒品和摇滚！”）美国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把很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人权斗争和反战斗争上，这其实体现了美国政治中一些最好的价值和传统。很显然，桑塔格是个过渡型人物。她对欧洲盛期文化的热爱使她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紧密相连，但当她离开她的丈夫后，她开始热捧至高无上、披头士的音乐并以此来探索巴黎和纽约的波西米亚文化，同时她依然倾慕尼采、热内和萨特的作品。尽管她享有时髦的“新感受力”的美誉，但是《反对阐释》（）中的多数散文还是针对年代以前的西方文化中的作家和作品。
我应该不假思索地说，桑塔格对电影的热爱是她与被称作“电影一代”的六十年代的关键联系，这是她六十年代作品关于其修辞情境的最大例外。由于受到年代末到年代早期的“法国新浪潮”和年代末到年代初的“新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对电影的痴迷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文化“时尚”。电影本身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电影非常受欢迎，电影中的“高雅艺术”风尚更受昆明治疗白癜风白癜风治疗最便宜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