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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赫赫有名的前世界首富夫人，梅琳达·盖茨在结婚之初也曾像其他女性一样，面临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是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全职母亲？”，面对丈夫的巨大声望，即便是如她这般的高知，也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命名为“盖茨夫人”。就连她的朋友都提醒她：“梅琳达，你嫁的可是个如雷贯耳的男人啊。”
（盖茨夫妇）
也正因为她是高知（毕业于杜克大学计算机系，进入微软并取得骄人成绩），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秋期”之后，拷问内心真正的追求，继而从幕后走向台前，推动全球慈善事业。
（梅琳达在演讲）
毋庸置疑，在她意识到“我一直想在比尔身边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的声音才常常被他的盖过”那一刻，梅琳达（而不是梅琳达·弗伦奇或梅琳达·盖茨）的女性赋权之路开始了。
（梅琳达·盖茨首次出书《女性的时刻》）
鲍尔太太与辍学女孩
叙述的开端，梅琳达介绍了自己的来源。她的女性之路，由教育开启。她的高中乌尔苏拉会中学是一所天主教女校，而她的数学老师鲍尔太太，启蒙了她。
鲍尔太太在一次数学研讨会上见到了几台苹果电脑，便向校长提出“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
梅琳达因此爱上了计算机，之后很长时间都在和计算机打交道。
如果说是科学和科技的力量借由一位老师的影响改变了梅琳达的一生，那么也正是这位来自女校的女教师，最早在女孩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
她们为女孩们树立了社会平等的观念，性别平等，知识平等，智识平等。
（梅琳达与老师鲍尔太太）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来自印度贫民聚居区的十岁小女孩索纳，如果不是在一场讨论女性生育问题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我想要个老师”，长大后就会像她们的母亲那样一辈子生活在垃圾堆里。
这启发了梅琳达的思考，送女孩上学带来的种种可能。
女孩只有走进教室，发现并挖掘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潜能，才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这就需要好的学校和教师，像鲍尔太太那样，鼓励女孩们用知识捍卫自尊。
“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返乡筹建女校当马赛族姑娘卡卡尼亚·恩蒂亚如是说。
“为什么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女生少于男生？”贫困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且不是最重要的。
（失学女童过早承受家务和劳作挣钱）
症结在于社会结构对女性对角色设定。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与男孩们努力奋斗并取得成功的使命相比，女孩们的使命不值一提——嫁人，传统的性别分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里，并将其看作理想形态。
梅琳达反复强调，是教育让女孩重塑心中的自我。
因此，女权主义在梅琳达这里，首先体现为一种人权。
被噤声的已婚女童
被迫中断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之后，女孩们将迎来童婚。
众所周知，在世界欠发达地区（包括中国农村），至今仍部分沿袭着童婚/童养媳的习俗。
在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十岁左右的女孩来到夫家，起初是做些做饭、扫地、挑水、喂牲口之类的家务，稍微长大一点，就不得不怀孕和分娩，这加重了她们原本就未发育成熟的肉身的负担。
在印度，一些家庭嫁女儿时需要向男方支付嫁妆，女孩越是年幼、受教育程度越低，嫁妆就越少。包办婚姻把她们异化成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力的用人。
与童婚相伴而生的，是难产致死和艾滋病毒。实行童婚的社群往往也实施女性割礼，而割下性器官是为了让她们“做好出嫁的准备”。
鉴于权力的悬殊，童婚，这种婚恋的极端形式，梅琳达称其为“平等婚姻的反面”。
当她试图与已婚女童交谈时，女孩们声音很轻，微弱到翻译都必须凑近才能听清，她们的遭遇如出一辙——某个并不特别的日子，忽然被派发“新婚之夜”的死亡通知书。
这些早就丧失了表达权的女孩心里非常清楚，命运的大门曾像学校的大门那样，短暂向她们敞开过，尽管后来那似乎被证明更像是一个幻觉。
摘除阴蒂，缝合会阴，临近结婚再重新打开，而打开意味着终结。
男人对女人的控制，首先是控制她们的情欲，将羞耻感根植在她们心灵深处。
于是，在天然丧失了婚姻自主权的基础上，已婚女童宛如脆弱的雏鸟，被迫接受跟随丈夫迁徙、家务缠身、被虐待的一生。
这其中固然掺杂了经济利益、宗教禁锢，然而一旦撕开民族文化的层层外衣，便会发现那个最核心的、用来对女性施行社会性控制的东西，是以男性统治为自然基础，认同男性，将女性客体化、边缘化，最终以男性思维模式命名事物，最终藉由稳固的社会结构排斥和压迫女性的父权制。
负重前行的母亲
梅琳达坦言，自己之所以能拥有幸福的家庭和开辟事业的可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怀孕的时机与间隔。
在非洲，有千千万万死于难产的母亲；也有许多顶着烈日、带上所有的孩子，步行十六至二十四公里，只为替孩子接种疫苗的母亲；还有更多历经长途跋涉、排着长队、却被告知避孕针剂已告罄的母亲——因为男人们不允许她们使用避孕套。
无法避孕，便无法自主计划生育，便只能等待命运的宣判。
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人吃饭，而“如果没能力抚养孩子，就是在教唆他们去偷”。
“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梅琳达向一位母亲发问。
“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你把她领回家去”，这位母亲回答道，她甚至希望另一个孩子也被带走。
梅琳达清楚地知道，“共同救助穷人”是远远不够的，贫穷与疾病血脉相连，共同结缔恶之花，荼毒更多的女孩、女人、人。
自主计划生育意味着将选择权交付于女性，使她们可以为自己做主，生育也不再仅仅作为性的目的。
梅琳达本人就是天主教徒，尽管教义禁止避孕和堕胎，但当女人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教会教义理应为“爱”让路。赋权女性，首先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行。
在盖茨基金会的推动下，欠发达国家及地区取得了很大进步。
（盖茨夫妇在慈善事业上亲力亲为）
在内罗毕，志愿者们带领当地的女人丢弃忸怩，摆脱遮掩和自我约束，身着避孕药具花纹的志愿服，翩翩起舞。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不人权、不人道的事情屡屡发生。决定权却依然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视女性为“她者”。
政客们在意识形态上欺压贫困女性，却打着维护道德的幌子。这便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对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实行霸凌，将下层阶级清除出去，连同她们的声音一并排除。
由此可见，性别不平等集中表现为权利的不平等，如生育权、受教育权、选举权，女性在无法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并且是无偿的。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揭示了作为“再生产方式”的无偿家务劳动与父权制的关联。
在资本主义语境下，除了市场，还存在着一个叫“家庭”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的生产关系其实是一种“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关系移植到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当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家务劳动。
上野千鹤子甚至尖锐地指出，“爱”和“母性”其实都是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在梅琳达的书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大量务农的贫困女性，她们被无偿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
男女分工的严重不均，实质是看不见的性别偏见。
梅琳达的慈善方式是正视它们，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削减贫困的举措上来，重新认识农业与性别的关系，帮助非洲和东南亚的女性提高收成，同时尽可能地改变当地男性的文化观念。
对此，她同样以身作则，例如，坚持让比尔·盖茨接送孩子上学，让子女体会家务的艰辛。
（比尔·盖茨与大女儿）
可是，赋权女性就到此为止了吗？
厌女的女人
梅琳达不止一次提到一位IBM的女性面试官，那是对她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因为当初正是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女性劝她去微软。
毫无疑问，微软教给她捍卫自己、博闻强识、能言善辩等一系列可贵的品质，但她心里其实并不喜欢微软的企业氛围，急躁，好胜，热爱争论。
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员工，她感到格格不入，直到多年后她才明白，她的不适缘于她一直在下意识地模仿身边那些出类拔萃的男人。
（梅琳达帮助更多女性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
上野千鹤子在其另一著作《厌女》中指出，女人的厌女方式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成为特权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便是一种策略。
在本书中，梅琳达试图以自我暴露的形式拷问厌女的本质：“依偎在母亲怀中吃奶的男婴并不会蔑视女性，那么这种观念究竟从何而来呢？”
在父权制的阴影下，女性往往更容易怀疑自己，低估自己，害怕失败，进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男性在制定规则、享受性别红利之余，又真的得到更多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权力面前，男人也要屈服，戴上假面，成为缄默不语的平庸之恶的帮凶。
假如每个女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假如这些声音可以汇聚到一起，彼此接纳，互相交融，成为一首拥有多个声部的合唱……
《女性的时刻》告诉我们，提升女性，等于提升全人类。
赋权女性的终极追求，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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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版首次面世
作者:[美]梅琳达·盖茨
译者:齐彦婧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大鱼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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