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领悟出了一点：在中国，医生、护士被侮辱、谩骂、殴打、残害、致死，已经不算是稀罕事了。
回顾近几年，辱医骂医伤医杀医事件频出，而到目前，仍然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真正意义上保护医务人员的法律，规章，制定，久而久之，似乎是让一些人觉得医生是最好欺负的人，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了。
事实上，在一些人眼里，打医生的确是一件很有趣的，只赚不赔的事，有何不可？反正打死了这一个，还有下一个，这就是人口多的好处。那，为何中国的医生这么好欺负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打医生和护士，永远不必担心找不到理由。
患者与医生护士三言两语不合即可有打他们的理由，服务态度不好么！服务态度不好，这是医德问题，医德是大问题，一个医生或护士医德不好，怎么能从医呢？医德有问题，怎么能不被骂不被打呢？
想想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有多少医生？区区几百万人。以我大中华十几亿人的智慧和经验还看不出医生的阴谋吗？不就是生病么，有什么看不了的？还没看病，就签什么知情同意告知书，说这有风险，那有风险，我戴个避孕套还有风险呢，逃避责任该不该打？花了钱，病治不好，甚至治残、治死，这不就是庸医所为么，庸医还不该打？
我看个病，还要排队？排队就排队，大爷我心胸宽广，医院计较，可排队几个小时，才几分钟就把我打发，是不是该打？更可气的是一些专家、教授，还要限号，你以为你是国务院领导，见你就那么难？是不是该打？
最让人冒火的是，看病是死贵死贵的。看一次病就上百块，我吃一顿饭才几十块，去按摩院服务一次才几百块，买一个手机才几千块，买一个包包才几万块，买一栋房才几百万？搞得看病比这些东西还重要似的，该不该打？
让我签《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在我的阅历中，那些按摩院说没有色情服务的都是假的，那些官员说为人民服务都是假的，那些女明星说没有被导演睡都是假的，以我的逻辑、经验，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暗示我送红包吗？是不是该打？
拿药品回扣，口口声声说什么药品零差价，羊毛还不是出在羊身上，该不该打？
二、打医生和护士，成本低廉，何乐不为？
在大街上，被人欺负了，还要看看对方高不高大，说话语气，甚至还要背后调查有没有什么背景，才敢决定要不要还手。
打骂医生和护士太简单了，看他们不爽了，就骂几句，他们又不敢还口，一还口，我就跟他们吵，跟他们闹，本着发扬息事宁人的精神，医院的领导会给他们施压，让他们忍辱负重的。所以，我付出的成本只是几口唾沫或一个耳光、几拳头、几脚的力气，更不用担心后果。
顺便提醒各位同胞一句，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急诊是打人的最好场所。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到急诊的人，都是哪里不舒服才来，心情本来就不爽，医生多啰嗦几句问我病史，就会耽误我的病情，让我难受，该不该打？更何况，急诊一般只有一个医生，病房还有一群医生，他单枪匹马的，好不好打？至于怎么打，就更简单了，不用谋划，甚至不用道具，拳和脚足矣。
三、打医生和护士，安全性高，不用担心后果
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病人打医生和护士，医务人员不能还手，医院的声誉的话，医院会跟你秋后算账，要么受罚款，要么书面认错，要么发配到无人问津的岗位，要么直接给辞掉。而如果医生护士不还手的话，医院可能还会给他们发个委屈奖，顺便再虚情假意地慰问几句。
所以，权衡利弊，医务人员还是会选择不还手的，因为他们不想丢了工作，因为他们没钱，他们是房奴，车奴，丢了工作，还孩子的奶粉钱都买不起。所以，放心去打。
打了医生，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有多少医生？有多少患者？大多数民众成为医生的少，而成为病人的多，当然会统一战线，一人一口唾沫就会把医生淹死，更何况媒体不是最喜欢爆料黑心医生么？
当然了，有点尺寸，随便教训教训就行了，被打死了，只能算你命背。
四、打医生和护士，有人替我们的恶行买单
在中国，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政府恐怕逃不了责任吧？看看我们的医疗投入，看看我国医疗的制度，自负盈亏的激励机制，以人民的血和泪来拉动经济，不觉可耻吗？
王朔曾说过一段话，我很同意：住房、医疗、教育，这三样东西是民生之本，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刚需！试问：谁不需要住房？谁不需要看病？谁家孩子不要上学？说白了，这三样东西要把它当作阳光和空气一样给予人民！因为这是人生存最基本东西，以这三样来拉动经济和作为赚钱主要手段，对于老百姓而言，无异于是场灾难。
那么，矛头似乎是对准了我们的政府。这么看来，牺牲一部人的利益来转移矛盾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和谐，稳定是大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放心，政府永远站在大多数民众的一边。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打医生护士了吗？
说说最近的几起伤医事件。
年6月2日凌晨四点，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院一肺癌多处转移病人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将辛苦抢救的女医生还有一个怀孕五个月的护士暴力殴打，护士有先兆流产征兆，病房也被砸了，赶来的警察目前还没对施暴者处理，不知道是我们医护人员伤的不够惨烈还是对方有人大工作的公务员的存在，很多话想说，不知道说什么。
受伤值班医师为对附一院肝病科青年教授张涛同志的妻子王雅医师，现已伤重入院治疗，家中尚有一岁多的幼儿。袭医事件凶手：湖南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欧阳富胜；行政级别：主任科员；该凶手一边残忍殴打两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女子，一边叫嚣：“我若不是公务员的话今天就把你们当场打死”。
我前前后后地仔细地对照了当事人双方的说辞，双方分歧主要在于抢救是否及时有效的问题上。
医院抢救不力，关于这一点，我想问一下患者家属，什么叫做抢救得力？是指把患者抢救回来，还是患者没有抢救回来，但很积极抢救？至于前者，我恐怕大罗神仙也做不到。患者患有病毒性肝炎、肺癌多处转移，早在5月３０日，医院就下达了病重通知书，病重通知书是什么概念，知道吗？难道告病重的时候，医生没告诉你病情发展及预后吗？别给我说没，估计猪都不信。一个癌症后期的人，残灯一盏，风一吹就灭了，你还指望让医生残灯复明？
谈谈后一种情况，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危重病人虽然没有抢救过来，但是家属还是理解的，甚至感激的，因为医务人员一直在积极抢救，没有放弃。
到底有没有积极抢救？
我认为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在面对死亡病人的时候，都是紧张、积极抢救的，因为这不仅是良心道德层面的事，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甚至是刑事责任。
医院有制度，对于急救病人，必须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这件事件中，据当事人的说法，医务人员都是第一时间到达，并立即抢救。
急着采访受伤医生王雅时，她的原话如下，“他是上了一个心电监护仪，我首先要看心电监护仪上的指征，当时我要用听诊器听他的心率和呼吸，他（家属）说你拿这个听有什么用？你赶紧给我用药！你在这里听听听有什么用？他（家属）就要我立马给他（患者）用药，就是那种很急迫，我没有查看清楚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怎么去跟她用药？后面，到抢救完之后，在患者宣布死亡之后，他们就开始抓住我，说我下医嘱下的慢”。
与此同时，那位被打的护士谭小飞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我正在给病人配药。由于怀孕的关系，身体不太方便，患者家属说我动作慢，就打我”。
从两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焦点就在于患者医院抢救不力。
这里，我结合一下这个事例，顺便说一下病房危重病人抢救的基本程序的相关情况。
一、先是病人突发死亡信息的来源：有几种情况，要么是医生查房时发现，要么是值班护士发现，要么是病人家属发现，要么是护工发现，要么是其他病人发现。一般情况下，医生查房过后，有大量的事要做，内科医生要在办公室电脑上及纸质医嘱单下医嘱，写病历，办出院，病情解释，甚至接待新的入院病人等等，外科医生在上面的基础上，可能还要去手术。所以，从概率角度讲，住院医生发现住院死亡病人的概率相对较小。护士因为要去病房给患者换输液袋，交代用药及饮食注意事项，及其他护理事宜，在病房里跑来跑去，发现死亡患者的概率想对较大。至于病人家属，因在患者身边陪护，一般是最早能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的人，至于，护工和其他病人也有发现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信息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告知医生或护士，医院会启动抢救程序，进行立即抢救。
二、从信息告知到参加抢救的时间要求：医院都要求5分钟内必须到达。因为受患者死亡的时间，死亡距死亡信息的告知时间，医务人员值班宿舍安排等情况的影响，一般不可能所以的抢救都在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内执行，但5分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大脑缺血5分钟后就会产生永久性损害。这件事例中，发生的时间是凌晨4点左右，我想大多数医生应该都在值班室休息吧？但这并没有影响值班医生在规定时间内积极抢救。当医生的同志可能都懂这一点，在医院内值夜班的医生，其实是和衣而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本上是不脱衣服的，因为一旦发生紧急事情，穿衣服需要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所以，一般都不会脱衣服。从整个视频和医生护士的谈话中，她们没有拖延时间，在规定时间的范围内到达抢救现场。
三、参加抢救：看到患者，第一时间，首先评估患者生命体征，因为医生不是神仙，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死了没有。就像受害者王雅说的那样，要去评估呼吸，脉搏，而这个过程这是需要几秒钟的时间的。但是在家属看来，这简直是在耽误时间。家属的心情，能理解，换做是谁的亲人出现病危，都会急，但你以为医生不急吗？
评估之后，如果患者死亡，就是立即抢救的问题了。立即心肺复苏，开通静脉通道，立即请示上级医师，药物治疗。这里提一个词，口头医嘱。医生对于一般病情的患者一般是纸质医嘱，只有在参加危重病人抢救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口头医嘱，就是用什么药，医生口头说出，不需要写出来，护士和医生肯定2遍，就可以立即使用了。至于病情记录，书面医嘱什么的，抢救结束6小时内记录都可以的。医生下达医嘱的指令之后，护士要去配药室配药，这期间是需要时间的，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配好药之后，使用。在这个事件中，比较特殊一点的是，被打的护士是一个孕妇，因为受到生理情况的限制，可能动作上会相对缓慢一点，这也成为了家属殴打她的主要原因。
四、病情告知：病情告知其实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医生可能面对的是愤怒，甚至心怀怨恨的家属。其实，病情告知是在抢救的过程中，甚至一开始抢救就可以告知的，边抢救边告知。这个事件中，医生王雅在抢救结束后告知时，立即遭到了家属的殴打，她的原话，“有一个家属把我摁着，然后不准我动，让我跪在死者的面前，其他的家属就扇我的耳光”。
写到这里，感慨万千。按照当下的患者家属的要求，谁还敢去治重症病人？医院去吧。
回顾最近几年，打医杀医时间频出，可最后都不了了之。被打者，心里留下阴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些甚至转行，被杀者，给亲人留下了一生的伤痛。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医学生不容易，说没就没了，仿佛一只不被社会重视的狗一样，任人屠宰。
医生被打被杀后，看看我们的主流媒体，定然步调一致的沉默；医院，定然步调一致的沉默；看看我们的执法部门，定然步调一致的沉默。只有少数富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网友和同行，在呐喊，在伸张正义。
因为政府要维稳，因为中国人做惯了良民，奴民，逆来顺受。
这一刻，我终于深刻理解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民众大多数是看客心里的，有些医生同行也是。看客喜欢杀戮的呐喊声，借以慰藉他们平淡的生活。他们对于不确定的却也是显赫存在的风险充满了深深的恐惧，继而导致了说话的无能，尽管受到良心的谴责，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赋予自身的沉默以一种可以被谅解的理由，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更广阔更惨重的“缄默奇观”——似乎人人都在受着折磨，但似乎人人都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王朔说“中国人是猪，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吃喝！”。我们的冷漠，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最终会让自己也置于被伤害的冷漠困境之中。
我想起了在20世纪，一个叫马丁.内莫勒的德国牧师用他惨痛声音回忆：“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世事就这样无奈、搞笑和透着阵阵寒意。
对已被杀医生和护士事件的沉默，忽略，我认为更是一种精神、道义、良知的沉默和沉没。一个默默奉献的群体中的人在被另一个享用这种奉献的群体中的人殴打，屠杀，却置之不理，不了了之，这也是中国特色么？
我们看到，作为医生的同行，他们很多时候也是沉默的，无奈的。因为他们还要面对没完没了的病程记录，繁琐的病情告知、谈话，危重的抢救，身心受累。
但我相信，公平、正义、真理、良知、理解、诚信、宽容这些美好的老掉牙的字眼，不会被永久雪藏，我相信谁也阻止不了沉默中爆发的力量。我更相信，沉默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力量，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寂静的呼唤，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东西正在慢慢撕破那可怕的“集体沉默”。
作者：王利，陕西商洛人，医院医生，路桥区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反思大学生活的札记类小说《那年那月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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