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碳与铁的比例
一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急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子女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象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竣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二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象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但是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罕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罕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在对待汉人的问题远比他明智。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罕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
事实证明，皇太极的汉化政策是满族人崛起中的关键步骤。他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招徕汉人中的人才，洪承畴、祖大寿、“三顺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后金。他利用汉人的方式组织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集权能力和行政效率。他设立八旗官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在他的影响下，满族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满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满族人日后取得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准备作用。
但是，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汉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满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精致，贵族子弟们身上的武勇精神开始出现退化的征兆。他们对父祖们惯用的弓箭开始不感兴趣，而更喜欢追求汉人提供的种种消遣用品。皇太极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苗头，对此十分忧虑。他提醒贵族们说：“过去太祖皇帝之时，我等闻听明日出猎，今日即调鹰蹴球，积极准备。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惟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备马披鞍，自炊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病，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向前，而惟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
这个在满族人中第一个系统读过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十分清楚本民族的优势和劣势。他很清楚，满族军队之所以在汉人面前节节胜利，就是因为满族人身体里面异于汉人的那些特质。如果最终他们征服了汉人，却失去了本民族的天性，这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个问题缠绕着他，使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服天下的梦想是否明智。天聪十年()，皇太极在写给敌方将领袁祟焕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几次引兵入关，都迅速返回：“我父亲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昔日辽金元各朝，不居其国，入处汉地，几世之后皆习染汉俗，深为可虑。所以我们打算听任汉人居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仍居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
这个解释也许并非完全是托词，而是确实反映了皇太极内心深处的一种担忧。
随着满族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快，“汉化”现象也越来越迅速地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满洲人开始推崇汉人的礼仪态度、语言文字甚至衣冠服饰。他们开始觉得“饽饽”远不如汉人厨子做的大菜好吃，觉得全是口语的满语太鄙陋，甚至觉得箭袖马褂太不美观。许多贵族换上了汉人的宽衣大袖，并且给皇太极上书，要求皇太极更改服制。
皇太极看到，《金史》中记载的那些汉化情景现在已经纤毫毕现地复现在他眼前，他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了全盘汉化的可怕前景。崇德元年十一月，他专门召集满族全体贵族到皇宫，命人宣读《金世宗本纪》，给他们讲解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历史。他对大家说：“我听了金世宗关于不要汉化的说法，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金世宗即位后，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所以预先做出禁约，屡屡以‘无忘祖宗’来教训后人。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然而金世宗虽然垂训如此，但金代后世之君，还是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又说：“前些天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他们辄以为朕不纳谏。朕今天试设为比喻，比如我等今天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袭击我等，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废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还没有真正占有汉地，皇太极就已经给出了如何面对汉化的答案。他认为，“汉化”与保持满族特色，是满族发展壮大的双翼，两者必须保持平衡，执两用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定下了“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的国策。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方针，三代少数民族的学费看来没有白交。
三
当满族人进入山海关时，他们牢记着皇太极的话。这些皮肤黝黑、满面风霜的汉子骑在马上，惊讶地注视着从黄河到长江再到珠江这个广大帝国景象的雄伟壮丽与千变万化，观察着道路两旁那些高大美丽结构各异的汉地建筑，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在他们马前文质彬彬而又胆战心惊的汉人。这些由“獾”率领着的“胎盘”和“尿炕孩子”及“烂眼皮”们，心态颇有点微妙。他们既羡慕又轻蔑，自信同时又提防。对于汉人创造的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他们不能不钦佩。而这样精美的文化也不能保护他们免于被征服，则不免使他们钦佩里又羼进了深深的怀疑。
不论钦佩还是怀疑，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进一步汉化。
汉化之不可避免首先在于他们不想避免。这些“野蛮人”之所以提着脑袋杀进山海关，并不是为了到长江和黄河里捕捉大马哈鱼。他们期望领略传说中美如天堂的苏杭美景，期望品尝据说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式，期望欣赏优雅、精致的昆曲南音……这个民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历代边疆民族中进取心最胜、征服欲最强、生活欲望最炽烈的一个。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崭新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为了充分享受他们的征服成果，他们在穿越土石城墙后必须突破文化城墙。
汉化更有力的动力则是忧患意识。汉族人口的众多令满族人震惊，在进入了汉地之后，他们才对本民族的“小”有了直观的认识。精明的满族人深知，以百万之众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只有竭尽全力，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汉人顺从外表下掩藏着的敌意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汉文化，以掌握汉人心理，学习统治汉人的技术，精通汉人社会的运转规律。
因此，在征服了汉地之后，这些只会蹦几个简单汉语单词的满族人又开始雄心勃勃的新的征服：征服汉文化。
在战场上，满洲人个个是条汉子。在纸上的世界，他们也是一样刚强和血性。
就以皇帝为例吧。出生在关外的顺治皇帝在征尘中度过了童年，在亲政前，他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汉语，以致十四岁亲政时根本看不懂臣下的汉文奏折。这个好胜心极强的小皇帝发下弘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汉语。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晨牌至午理国大事外，即读至晚”，五更又“起读”，这样的苦读生活持续了九年。过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康熙皇帝在学习异族文化时表现出来的勤奋和顽强一点不亚于他的父亲。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一次南巡途中，泊舟于燕子矶，康熙夜读至三更，仍不肯释卷。侍从们劝他旅途辛苦，“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康熙听后作答：这是从五岁开始养成的习惯，“乐此不为疲也”。
从康熙时起，清宫对皇子的教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每天早上四点，皇子们就要起床，到无逸斋开始几乎不间断的六个小时学习。两个小时的午休后，下午一点到七点，他们要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皇子们每天习文练武的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天天如此，“无间寒暑”。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是这些异族皇帝，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最炉火纯青的统治者。他们的书法、诗文，比绝大部分汉族皇帝还要漂亮、精彩；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体会，比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还要深刻、透澈。
上帝从来都乐于奖赏那些勇于付出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是异族就少给他们收获。对汉文化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清代统治成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功继承和光大了汉人的政治传统，全面借鉴吸收了历代汉族帝王的统治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汉人积累千年形成的统治技术。
四
然而，相比吸收，满族人做得更出色的是对汉文化的拒绝。
皇太极的子孙们比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汉人。虽然生活在汉族皇帝留下来的皇宫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异族血统。他们穿着披肩箭袖，戴着花翎，高坐在太和殿那把历代汉帝王坐过的巨大龙椅上，注视着眼前跪着的群臣：左边，是满族亲贵，右边，是汉族大臣。这个位置很利于他们敏锐地观察和判断着两种文化的异同。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精明的满族皇帝一直留心观察着汉人的种种表现，留下了许多关于满汉对比的颇有意思、有时是颇为精彩的点评。当然，做为征服者，他们的眼光挟带着种种偏见，语气中充满轻蔑和歧视。然而毕竟旁观者清，今天再来回顾他们的种种观点，也许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
三代皇帝在总结满洲人的优点时，都要提到“笃实”、“质朴”。他们说“满洲本性朴实，”“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
应该说，他们的总结距事实不远。
清初那些越过山海关的汉人，往往对东北人的好客极感惊异。南方人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说：“辽东之人，风俗古朴，行商旅客有过门求宿者，主人必然杀鸡宰猪热情相待，还会准备草豆来饲喂马骡，根本不问客人之何来何往也。次日早晨，如果你拿带来的土特产馈送，他们会接受，或者仅仅道声谢就走，他们也很高兴，如果你送他们银钱，则坚决不要”。顺治十五年来到东北的张缙彦也描述说，东北“行走百里往还不用带粮食，牛马不携草粟，随便找个人家就可以投宿，如同老相识一样。主人家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招待，不要求你回报，也不自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好事。”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中，瞥见最初这些土著祖先的遗风。那个时候的满洲人，和今天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语言笨拙，笑容朴实。他们有难则相互救助，有获则彼此平分。《柳边纪略》记载满洲人围猎之时，“所得禽兽，必饷亲友。”他们还没有进化出具有斤斤计较、相互提防的聪明。
与此相反，汉族人则在数千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发展出了异常复杂、精巧的生存技巧。满族皇帝对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机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皇帝晚年对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
康熙总结他和汉人打交道时的感觉说：“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汉人看起来很好交往，但知心很难。他们一言一行，往往背后隐藏着深远的算计，常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叫人难以捉摸。康熙常批评汉人为人行事缺乏原则，唯以取巧为能：“副都御史许三礼向朕举荐熊赐履。当熊赐履被批评时，那些汉官也纷纷说他的坏话。而今见朕要起用他，又纷纷来说他的好话。……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在谈到汉地社会不安不好时，康熙也归因于汉人道德沦陷。他说“汉人胆大，无所不为。”他把蒙古人的“忠厚”与汉人的“浇漓”进行对比说：“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确实，终满清一朝，因为蒙古的“淳朴”与满族相类，王朝的统治者对蒙古人的信任好感超过其他民族。
雍正皇帝在历代满族皇帝中精明强干、伶牙俐齿首屈一指，然而却对汉人的精明他同样退避三舍。他说汉官们笔头太厉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在阅读他们的奏折时，他总是分外小心，力求读出字缝中的内容，以免“被人耻笑了去。”他对汉大臣坦率地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与康熙帝泛泛批评汉人“习尚浇漓”不同，雍正帝对汉人的批评更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实用性，他对汉人的恶感主要集中在“巧宦”，“乡愿”，即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说，满族官员往往实心任事，不怕得罪人。而汉官们外表和善，内心滑头。他们把主要心思花在庇护下属，为小集团谋利上，遇事不讲原则，不从大局出发。他说：“有一些封疆大吏，依恃自己平日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对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这些‘巧宦’，所害甚大，都是因为他们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整个雍正一朝，皇帝一直努力打击官员中的“乡愿”、“油滑”之风，对于那些“缄默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把心思全花在保住自己禄位的人，批评处理起来毫不留情面。
皇帝们认为，和汉人比起来满族人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务实”，“不务虚名”，虽然读书不多，但立言起行，实际操作能力强。而汉人中的一些人则读死书，死读书，“凡事不务实为要，专尚虚名。”
康熙皇帝评价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他对道学家尤其厌恶，在私下里和大臣们说：“那些讲道学之人，在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雍正皇帝也说，有些举人进士出身的汉官只能“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讲假道学，不能务实政。
乾隆皇帝是满清开国以来汉化程度最深的帝王。他一方面沉浸在汉文化中，尽情地享受汉文化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对汉人的“务虚”、“无用”却深为鄙视。他说满族人一旦脱剑学书以为风雅，则会像汉人一样“相率入于无用”，所以他“常恐（满人）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他勉励满族人保持“不务虚名”的传统，“勿忘根本，习彼伪习”：“满洲本性淳朴，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亦不过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行辈同年往来者，殊属恶习。”
这些盛气凌人的满族统治者当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原王朝千余年人才观念和人才选拔机制积累的弊端。
满汉之别的第三点，他们认为是满族人凝聚力强，汉族人凝聚力差。由于淳朴的民风以及奴隶制的遗存，“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所以纪律严明，政令畅通。满族人对上级命令不懂得打折扣，上阵但知向前冲杀。他们也会有内争，不过打过就算，不记旧帐，不象汉人那样，表面言欢，脚下使绊。因此，满洲人的团结协作能力远远胜于汉人。
而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然而，二者致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双方按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而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进行，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的这种热衷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一六九一年十一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五
做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即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那就是即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的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弱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满人则没有特殊任务，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的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康熙二十一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他说，“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是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
担心丧失“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是历代满族皇帝一个持续的焦虑。
每一个皇帝都不断命令、号召、强调满族人一定要勤习国语骑射。从康熙的“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到嘉庆的“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其次则诵读经书，以明理治事为用”，这种强调几乎达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为了保持满族的军事优势，康熙帝频频举行秋弥大典。在行围过程中，对那些懦弱不前，武功不佳者严加惩罚，虽亲贵不免。雍正皇帝虽然本人武功不佳，但是对于保持满族人的武勇本色屡下严谕。为了保持祖先遗风，乾隆皇帝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最苛刻的一条是规定满族的高级大臣上朝时不许坐轿，只能骑马，以提高他们的骑乘本领。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清代皇帝维护民族传统的种种措施的坚定性和连贯性和有效性，都远远超出他们的先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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