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选刊》年第4期”对话“栏目选载
《性别观与当代写作——一百二十七位新锐作家问卷调查》
张莉
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Part.1
调查说明
文｜张莉
从年7月到年12月底，我用半年时间进行了一次关于性别观与写作的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位新锐作家。调查先后在《青年文学》年第1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2期及《南方文坛》年第2期发表，引起了不少
我成长和生活的城市在风气上和体制上并没有将女性排挤，有时我甚至羡慕女性，但在这个世界上，女性的处境要比男性恶劣，因此，“女性主义”是一种平衡两性权力的重要工具。然而，女性主义也是男性写作者头上的利剑，作品中一旦涉及女性的话题或人物，男作家得压制内心或有的（大）男人主义，先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落得一个不尊重女性的骂名。在我看来，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不“真实”的，都是经过“自我审查”出来的物事，与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没法比。我不是说男人本来对女性有多么的不尊重，只是在表达上，总会有一种害怕误踩地雷的恐惧而已。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又有一种在（大）男人意识支配下的女性描写，像某些男作家会将女性以一种“奇观式”的方式展示，为了表达自己多么了解女性，博取女读者的好感，好像女读者要他们来告诉自己“原来女人是这样的”似的。──也许我说得不对，当局者迷，有时真的需要异性来“点醒”也未可知。
26.
刘建东
刘建东，生于年12月。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坛“河北四侠”之一。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学员。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女人嗅》、《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午夜狂奔》、《我们的爱》《射击》《羞耻之乡》《黑眼睛》《丹麦奶糖》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刘建东：我在书写女性形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性别问题，如果一味地从考虑性别入手，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对待世界、认知社会、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我考虑的首先是人，是能够传达出我的思想、我的艺术感觉的那些人。而不是刻意地把他们先分为两个性别而区别对待。在世界面前，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文学中也应该是这样。
在创作中，我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过要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没有性别歧视的作家，是在文字中自然流露的一个过程，你对女性的看法是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的发展和结局，语言的叙述方式，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中能体现出来的。任何矫揉造作的标榜都是苍白的。但回顾自己创作过的小说作品，女性形象的建立仍然没有摆脱自己身为男性这一基础，是从男性的视角去塑造，去建构的。以男性的想法去安排她们。她们仍然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不是存在于一个中间地带的性别形象。男性的身体、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决定了这种天生的选择。
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直接的反映，是世俗观点折射到人心中的呈现。它是一种关系，一种互相拉近又互相悖离的关系。如果文学作品中过分地强调这种关系，那说明现实社会中它已经出了问题，或者作家本身的判断有某种导向。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其实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中和的手段，是对社会现象、世俗观点进行过滤与净化，让两性达到一个和谐平衡的状态。当然，就文学的艺术性本身来说，两性关系的突出是灵感的闪现，是最能够表达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阴与阳、男性与女性，正是构成整个生命的两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向前的动力。而这也是两性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一个永恒主题的原因。
27.
谢宗玉
谢宗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负责人、一级作家。共著书14部。近年出版两性哲理随笔《与子书》、儿童文学《涂满阳光的村事》、电影思想随笔《时光的盛宴》、长篇小说《末日解剖》。
谢宗玉：这些问题，对我而言，挺新奇的。因为我从不曾在写作上为男女角色的创造，困惑过。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记得年轻时曾写过一部长篇《蝶变》，是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女孩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成长蜕变过程。这其中除了理想、信念、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还有很多笔墨涉及到对自身身体的认识。在成书之前，我曾在天涯网站连载过，几个月点击率高居天涯某栏目榜首。里面有热心的粉丝，连续为我建了好几个读者QQ群，把我完全等同了女主人公易欣儿。他们围绕我文章出现的悲喜琐事，为我忧愁或高兴。我安静地呆在群里，有时会想，自己的前世会不会真是一个女孩？当我沉浸在写作的状态中，很多关于女孩特有的玄妙体验，我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回头去看，竟会让自己瞠目结舌。现在想想，估计是与我那些年特别喜欢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和生物社会学书籍有关吧？
前几年，我出版了一本两性关系的随笔集《与子书——一个作家父亲写给儿子的性爱经验》，在六十篇小文中，我详解了两性关系的种种幽微之处，写得自己很得意。现在想想，我可能在以第三人称进行创作时，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男性视角，从没有想到自己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三观”，潜意识里很可能是从男性经验出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创作就不算是公允的。这是我该检讨和反思的地方。至于如何理解文学创作的两性关系，这个话题可就大了。在我看过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往往跟现实生活最为脱节。作家们都太温情脉脉了，文艺腔都太浓了，都不敢“见血封喉”，现实生活的两性关系其实要比文学作品凌厉得多、粗暴得多，复杂得多。
28.
卢一萍
卢一萍，年10月出生，四川南江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天堂湾》《帕米尔情歌》，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随笔集《不灭的书》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天山文艺奖、四川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白山》曾被评为“亚洲周刊年十大小说”。
卢一萍：我所经历的人生中，女性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她们比男性更能代表世界的美和善，也更勇敢、更坚韧，更富有牺牲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中，我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理想化的，尽可能完美的。但正是我对女性的这个认识，使得书写女性形象显得单薄，类似招贴画，缺乏精神气和生命力。因此，我写女性故事的作品，还没能塑造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女性的人物形象。
很多时候，我对塑造一个女性形象觉得难以把握，因为我不忍心让一个女性过于邪恶。我后来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对生活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女性缺乏理解造成的一种偏见；这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性别观。我需要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年，我创作《我的绝代佳人》时，我塑造了一个“施爱”者丁马列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混杂了一个时代的“小恶”，所以她其实是一个象征。年，我寻访了数十位解放初进疆的湖南女兵后，我对男性的强力形象进行了批判，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是“被损害者”。她们都有原型，我也尽可能到生活中去寻找原型，比如《索狼荒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刘月湘的进疆踪迹史》。
我在写作中的感觉是，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是另一个雌性的我。我写到过多少次女性，就有我对自己心目中理想女性或非理想女性的多少次想象。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是我们认识和表达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路径。我赞同伍尔芙的说法——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虽然我不能算是一个优秀写作者，但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应该超越性别的，当读者看你的作品时，他不会意识到写作者的存在，更不会意识到写作者的性别。如果读者意识到了，就说明写作是失败的。
29.
曾剑
曾剑，湖北红安人，年3月入伍。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等。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获多种军内外文学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代表作：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短篇小说《穿军装的牧马人》《饭堂哨兵》
曾剑：在书写女性形象时，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性别，以及由性别衍生出的其他的东西。这主要是自己对女性不了解，也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我对女性的描写，都是平面化的，类型化，雷同化。写起来，没有变化，没有新鲜感，千篇一律。这与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姐妹的家庭有关，我家弟兄多，只有我母亲是女性。我关于女性的形象，主要来自于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家是她当家。这让我觉得，我的父亲更伟大，更忍辱负重，甚至到老了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有些可怜。
我在创作中，不会有意克服“男性意识”，这直接导致我的作品里，“男性意识”很强烈，而我自己却并没意识到，是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我才发现我潜意识里，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作家，童年生活的经历，在他的写作领域，要占据很大的比例，我特殊的家庭环境，使我缺少对女性更多了解，而成人之后，对女性的观察，也过于表象，这导致我写女性总不太成功，无法深刻，而对男性的描写，则要准确得多，关于对男性描写细节上的把握我掌控能力要强。我的短篇小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都是直接写男人，女性在作品里，只是个衬托。当然，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在以后的作品里，如果确实需要女性，我会尽量去写好女性。我看过的作品里，我认为两性描写较好的，能给整部作品锦上添花的，是《白鹿原》里小娥与黑娃，以及小娥与鹿子霖的两性描写。
30.
姬中宪
姬中宪，著有长篇小说《阑尾》《我不爱你》，短篇小说集《一二三四舞》，杂文集《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今天》《花城》《天涯》《山花》《百花洲》等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作品曾入选《南方周末》年度推荐书目，获首届华语文学创作笔会最佳小说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中峻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最佳读者印象奖等。
姬中宪：书写女性形象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生理或技术层面的隔膜，比如在《红井园的最后一夜》中为了写一个女孩第一次来月经的年龄和感受，我不得不求教于身边的女性朋友，《紧急刹车》被女读者善意提醒“那个牌子不是卫生巾而是避孕药”，也曾为了搞懂“眉粉”“圣涡”是什么东西而去百度和淘宝……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归为性别困难，我猜不能，因为我对男性的生理特性或高新科技也不见得都了解，这只能说明我骨子里对所谓性别差异不以为然，我相信一群人中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差别，远大于其中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文学应着重于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差别，尤其现代社会，男女差别也许是进一步模糊甚至倒转了，现代化和城市化正把男女变成一个趋同的物种，那些天生的、技术层面的差异之外，男女共同的困境才是文学重点书写的对象。但是男女之间的互不理解，正如任何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一样，仍是一个几乎无解的话题，八年前写《我不爱你》时，我有意要写出男性眼中的现代两性间的明枪与暗战，因为相较于男人对女人的无知，女性对男性的误解与粗枝大叶式的认知同样惊人，女性的强权更深入生活的肌理更少人监管——这些都基于我对身边女性的小样本观察，可能因此只写出了一小半的真相，但如果这真相长期被遮蔽，那么一半也比没有强。八年后我承认我对女性缺乏理解，但同时又警惕所谓“理解”是不是意味着拒绝纠错？暗含着所谓“治愈”与讨好？我坚决反治愈，对一切有意讨好女性的、“妇女之友”式的言行又痛恨又鄙视，对高跟鞋、奶茶、小鲜肉、韩剧与宫斗戏这些专门从肉体和精神上供奉着实则绞杀着现代女性的刑具或鸦片深恶痛绝，对现代女性的困境，我不愿意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环境归因，隐约也觉得没用，因此更愿意从女性自身去找原因和对策，希望女性更理性地认知自我、认清敌手。潜意识里我把女性当“自己人”来看，而自己人讲话往往不中听。
三、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
37.
路内
路内，作家，年生，现居上海，著有小说《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慈悲》《十七岁的轻骑兵》等。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
路内：说说两位作家吧。福克纳小说中的性别观比较有意思，《喧哗与骚动》《野棕榈》《八月之光》这几部小说，其中对女性的描写，或者是因为美国南方的关系，或者是福克纳的刻意安排，总感觉到基督教的“姐妹”概念。这使得男性作者与女性人物之间拉伸出了一个更具有文学感的视角，在中国男性作家中，这种意识方法（我生造的词，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自我意识还是写作方法）不多见。在毕飞宇的《平原》和《玉米》中有这样的“准神圣”气息。另一位是纳博科夫，他似乎特别擅长写“二人世界”的纠葛，就一男一女构成的长篇小说，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变动的、流逝的，有时缓慢，有时是惊人一跃，而且率先异动的总是女性。关系的变动形成小说内驱力，这个写法很厉害，也使得纳博科夫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的修辞层面上（这也是他很拿手的，但仅止于此很容易使长篇写崩），《洛丽塔》和《爱达或爱欲》是比较好的研究范本。这也是一个既牵涉到意识又牵涉到方法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男性作家在这个层面有谁能做得比较好，我推格非。我除了借鉴之外，还经常看看谁借鉴得更好。
38.
葛亮
葛亮，原籍南京。香港大学博士毕业，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著有《北鸢》《朱雀》《问米》《七声》等。作品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两度入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中国好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奖项，并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
葛亮：我想说的作家，是清朝的沈复。沈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浮生六记》，是自传的意思。这作品有国际知名度，因被林语堂翻译成英文介绍到了美国去。林译为“SixRecordsofFloatingLife”，很妙。我们如今说起这书的好。大概也感叹当是时，竟有此等floating之人事。《闺房记乐》《闲情记趣》《浪游记快》，说起来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夫妻之道，集腋成裘。用王韬的话来说，“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里面自然是无关鸿鹄伟志。最令林语堂欣赏和称道的，是这书中的女主角，沈妻陈芸，称“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无大差。沈复对这个妻子爱得深沉。文中有一段写得也颇为动人。“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我在《北鸢》中写卢家睦为昭如治印，有向此致敬之意。琴瑟龢同，既为伉俪，又是知己。这个女人陪同沈复过了半辈子布衣蔬食的艺术生活。携手旅行，纵情园艺，间或诗词相和。刘勰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当如是。美则美矣，惜在当时的文学情境中不入大流。然而，却让西方读者喜欢得无以复加。在他们看来，这里面寄寓了一种美好务实，几乎可以说与现代合为一辙的生活观，恰是长期为伦常约束的中国人所不敢也不愿触碰的。所谓“浮生”，说到底，便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非建基于庙堂﹐而是从人自身出发。在这书中，可发现一种萌芽般的新式中国人。林言“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性别观与世界观由此合为一辙。虽然一对神仙眷侣，最终以悲剧收场，只能说他们走得太快而太远，没有生对时代。
39.
沈念
沈念，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等多次转载并入选各类年度选本，出版有散文集《时间里的事物》（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年卷），小说集《鱼乐少年远足记》、《出离心》，长篇儿童小说《岛上离歌》等。现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沈念：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沉溺于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略萨等这批拉美作家，他们各具异质的创作为中国几代作家所津津乐道和争相效仿。说说马尔克斯吧，我非常喜欢《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部作品，他塑造了乌苏拉、雷梅苔丝、费尔明娜等为代表的拉美女性人物形象。作为男性作家，他的性别观不是孤立、偏执、单一视角的，而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两性关系、爱情婚姻的书写中。
所有的写作都必然地打上性别的烙印，我们读到的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尖酸刻薄的模样，沈从文描写的都是美与善的化身，张爱玲让女人跌倒在尘埃里又站起来。在马尔克斯这里，女性是带刺的、模糊的发光体。光强烈时，耀眼但不刺目，光微弱时，摇曳不定却在努力将黑夜刺破。她们生活在拉美男权社会的背景下，但并不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追求生活中的自由，也追求性爱的愉悦体验，与那些在压迫中保持缄默并向命运屈服的被损害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充满耐心、真诚与勇气，而男性虽总做出那些疯狂而伟大的举动，但面对困境时就成了弱者，需向她们寻求慰藉。
像《百年孤独》中乌苏拉在孤独中艰难撑起整个家庭与家族，待只顾闯荡与创业的丈夫年老发疯，她又担负起妻子悉心照顾丈夫的责任；年幼的雷梅苔丝一直被奥雷良诺上校等待而娶为妻子，她意外身亡后，上校选择孤独终老。《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历经半个世纪的弗洛伦蒂诺，虽与个女人有着激情过往，但古稀之年终还是将最初的爱情付与费尔明娜。马尔克斯所写下的“她们”，身上有某种看似弱小却伟大的东西在潜滋暗长，在与时间赛跑。她们柔弱而坚韧，隐忍而自我，很少拥有美满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在为追寻爱和自由而存在。生理性别不等于社会性别，马尔克斯在写作中把女性性别置放在爱情、家庭、家族等背景之下，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我想他的性别观，就是在男权社会共谋的现实境况下赋予女性不一样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烙刻着女性自身性别特征的亘古意义，以及他对女性发自心底的诚挚热爱。所以马尔克斯曾说：“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遗憾是没有生女儿。”
40.
李黎
李黎，年生于南京郊区，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小说《总有人是失败的》获“第三届红岩文学奖”。著有小说集《拆迁人》（现代出版社，）、《梁山群星闪耀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李黎：喜欢的作家作品有一长串，很多恨不得据为己有。但三国水浒位置较为突出，既是阅读的启蒙，又反复重看，甚至重写。这两部名著的女性观当然非常糟糕，相对而言《三国演义》更为恶劣。《水浒传》中，几位女性被作者刻意处理得很极端，潘金莲极端可悲可恨，孙二娘极其不像女人，扈三娘极端可怜、大起大落，顾大嫂极为顺当，走钢丝走出了善终，这些女性角色显然被专门加工过，有一种为了畅销而夸大的因素。而《三国演义》，漫长的多年历史，浩浩荡荡的人物，能记得的女性极少，有面目有性格的更少，这才是他真正的女性观，即不拿女性当回事，事情都是男人的，牵扯到女性那就写几笔，仅此而已。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至今依然在很多领域发生作用。我此前写过一部关于水浒的《梁山群星闪耀时》的书，下一步打算以三国女性为核心写一个系列。
最近几年反复看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系列。这个系列有侦探小说的内核，又有新小说或先锋小说的外衣，关于孤独感和都市氛围的部分实在迷人。当然反过来说也行，侦探小说的外衣，抒情诗的内核。布洛克笔下的女性基本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哪怕遭受不幸，也绝不会遭受作者的二次伤害。作者一直在借助马修其人给女性很大的2020治疗白癜风最好的药哪里有卖白癜风检查需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