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
——人类疫病与文学创作三人谈
杨剑龙刘虎黄明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摘要：远古人类面对疫病往往束手无策，产生了许多相关的图腾、仪式和神话。疫病书写一直成为中外文学创作的话题，经历从陈述到隐喻、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过程。作家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文学成为疫病的见证者。面对这样一场世界性的疫病，中国作家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承担”和“介入”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不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当一个疫病的见证人。作家以个体的声音书写疫情，其实也是一种人之常情。作家的创作应该有一种世界性眼光，传承世界经典文学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经典。
关键词：疫病；文学；陈述；隐喻；经典
作者：杨剑龙（-),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虎（-），男，陕西省渭南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黄明海（-）男，安徽省安庆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杨剑龙（以下简称“杨”）：人类在生息与发展过程中，总与疾病相生相伴，人类在不断与疾病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人类的历史上，瘟疫的发生成为人类的灾难，人类在遭遇瘟疫时时常措手不及，往往酿成染上瘟疫的人们大量死亡的悲剧。文学是人类生活的形象记录，疫病也成为作家们描写的重要题材，从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到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的《杜阿尔特一家》、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远航》、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到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的《娜娜》；从鲁迅的《药》、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到阎连科的《丁庄梦》、苏童的《米》……对于疫病的书写成为诸多作家热衷的题材，甚至有些作家自身也常常经历着病痛的折磨，让他们的创作对于疫病的描写更加生动传神、刻骨铭心。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如何以文学表现疫病？疫病描写中充满着灾难与痛苦、死亡与挣扎、忏悔与拯救，作家如何以艺术的形式予以表现和表达？文学对于疫病描写的价值何在？今天，我们通过梳理文学史上与疫病相关的文学创作，来看文学应该如何介入当下的“新冠”肺炎疫病。
一、陈述与隐喻：文学中的疫病书写刘虎（以下简称“刘”）：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疾病总会在人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与我们不期而遇，把人们抛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进而带来生理病痛与心理的迷茫。在人类还未能对疾病以及疾病的产生原因进行科学分析之前，疾病对人类而言往往具有神秘色彩。面对大规模的疫病爆发和数量惊人的病患与病逝者，人们常常将疫病看作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惩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疫病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探寻疫病与人类及生存环境的关系。疫病之于人类，不仅表现在生理意义上的痛苦与折磨，更体现在社会和他人对疫病及患者的理解与认知，从而使疫病本身产生一定的社会隐喻意义。作为表达人类思想情感、反映人与他人及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载体，文学创作理应将关乎个体和群体生命的疫病纳入其范畴。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结晶，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抚慰”和“疗救”意义，这样就使得疫病书写进入文学成为可能。
杨：由于疾病的神秘性和不可控，常常让人感到这是一场非人力的灾难，加缪《鼠疫》中的牧师帕纳卢神父，他一开始就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但随着疫病的发展和参与与鼠疫的抗争，他的观点有所变化，他的宗教信仰与现实灾难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在后来布道时表现得犹豫不决，既不愿失去信仰，又要与疫病作斗争。人类面对不可控的疫病常常会有恐惧感。从民间宗教角度来说，对疫病大致会构成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将其视为上帝的惩罚，东方则看作是老天爷的惩处，在文学作品中也就有所表现。
黄明海（以下简称“黄”）：远古人类文明尚未开化，面对疫病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祈祷神灵驱除瘟疫、庇佑生灵，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许多图腾、仪式和神话。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告诉我们，“许多原始仪式虽然存在于一些截然不同的、完全分割开的文化之中，但却显示出一些相似的信仰和行为模式”[2]。面对像疫病爆发这样神秘未知的状况，人类通过集体或个体的仪式，将恐慌、畏惧和无能为力转化为一种精神信仰，表现出社会的无意识象征。
杨：苏珊·桑塔格指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3]
黄：上古时期，越来越多的神话寓言流传开来，比如“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又如《山海经·西山经》中住在玉山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4]，指的就是掌管瘟疫和五刑残杀的神灵。先民预防和治疗疫病的方法和故事也进入了文学叙事的视野，《诗经》中许多名篇都与药草有关，这些神话寓言以及风俗、经验传至后世，得以不断演化和巩固。中古时期一批中医药学经典问世，如《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倡使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它还对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提取青蒿素产生了极大启发。
杨：美国作家吉林斯谈到文学创作时说：“我首先是一个作家，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因为世界在腐烂，而我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是的，我希望改变这个世界，而且每一个当之无愧的作家都会给自已提出同样的、不无危险的任务。这是历来如此，所以始终存在作家同社会的对立。”[5]力图改变世界，因此作家常常同社会对立。
黄：唐诗宋词中关于疫病的书写更多元，或自叹年老多病、生命潦倒，如杜甫“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或书写瘴地环境滋生疫病，如元稹的“病是他乡染，魂应远处惊。山魈邪乱逼，沙虱毒潜婴”，或哀民生之多艰，抨击当权政治，如杜甫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有的诗词描写驱除瘟疫的方式，如韩愈的《谴疟鬼》、元稹的《遣病十首》等。明清小说中的疫病书写多以神魔、传奇、志怪等形式呈现，如《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多有涉及。总的来讲，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疫病书写可以说是一部古人抗疫简史，展现了古代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但它并未专门作为一个意象在文本中形成体系。
杨：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往往成为一种意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鲁迅，他的小说写病往往与民族的病态联系起来。比如他在《药》中用一个“人血馒头”把华家与夏家的悲剧连在一起，把革命者与民众的隔膜与群众的愚昧联系起来，“病”成为国民性弱点的象征。郁达夫小说的感伤色彩与病有着密切联系，他笔下的“病”可以说是民族病弱之病，主要表现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弱国子民地位和心态。
刘：在《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疾病已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也往往成为人物性格命运的隐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对病象的描写比比皆是，疾病不仅成为与小说中人物相关的重要事件，而且很多作家将疾病描写放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这样的疾病叙事就超越了个人生理性病痛，深刻揭示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与病态，体现出作家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深刻忧虑。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疾病书写的开端，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到“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这里的“病苦”不仅指人们身体承受的痛苦，更是指人们经受的精神折磨与灵魂摧残，鲁迅想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的弊端与民族精神的顽疾。因此，疾病就成为鲁迅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患有精神病，《药》中的华小栓患有痨病，《阿Q正传》中的阿Q头部患有疮疤等。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无法摆脱的各种疾病：肠胃病、风寒病、神经衰弱等生理性疾病和忧郁症、臆想症等心理性疾病。《南迁》中的伊人和O姑娘都患有肺结核病，《茫茫夜》中苍白、柔弱的吴迟生患肺结核病，《银灰色的死》中的留日学生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患抑郁症，最后在孤寂忧郁中死去。苏珊·桑塔格曾说：“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它是展现内心世界的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形式。”[7]
黄：在巴金、曹禺、张爱玲、丁玲、蒋光慈、萧红等现当代作家的笔下，疾病也常作为主人公的身世遭遇而得到
